【研究】莊蕙芷丨五行之「中」── 試析漢畫裡對「中央」圖像的表現

「五行」是漢人宇宙觀、世界觀中重要的一環，除了《漢書》中特地為五行作「志」之外，湖北荊門郭店楚墓、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等諸多出土簡帛中，都可見到相關的篇章。漢代五行運用廣泛，其中指稱方位的部分分為東、南、西、北、中等五方。在漢代壁畫與畫像石墓中，龍、虎、雀鳥、白虎等都是常見的圖像，各自也有不同的意義，若將三者或四者搭配使用，即經常用來表示東、西、南北四方；代表「中央」的圖像則不甚明顯，目前廣為人知者如位於河南南陽麒麟崗畫像石墓後室室頂中，一位由四神圍繞、頭戴三叉冠的人形圖像。[2]既然五行學說在漢代如此運用廣泛，四神圖像也十分常見，那麼第五方「中央」的圖像為何如此稀少？是否有相關的圖像尚未被辨識出來？

事實上，南陽麒麟崗畫像石墓中的「中央」圖像之所以能被辨識出來，正因為周圍四神圖像具備，位於「中央」者便非常容易理解。因此，要辨識出「中央」的圖像，必先確認四周圖像具有的方位意義，之後再依照辨識出來的「中央」圖像去查驗是否符合其它文獻或出土文物中所提到的相關意義，如此才能確認其意義與圖像相合。本文擬先梳理漢代以前「五行」相關的文獻，接著再整理漢畫中明確表示三方或四方的題材，從其中辨識出各種位於「中央」的圖像。確認具有「中央」意義的圖像之後，再以互文性研究的方式，搭配出土或傳世文獻，來尋找其他漢畫中與「中央」意義相符的圖像，最後再略述繪製五行圖像的意義與漢代結束以後圖像的轉變。

一、五行的由來與文獻梳理

五行的由來一直是中國古代哲學論證的重要課題。[3]五行一詞，見於《尚書》。《尚書・甘誓》曰：「有扈氏威侮五行」，但未說明何為五行；較明確的是《尚書・洪範》中提到：「一曰水、二曰火、三曰木、四曰金、五曰土」。目前學界多認為，最早的「五行」概念有可能與「四方風」有關。作為十進位制的基本數字之一，「五」又在數術上運用極廣，[4]《左傳》中把「五」的相關制度運用擴大到官制、社稷等。東周時期，五行學說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：鄒衍提出了五行相勝的思想；此外，包括醫學、德性、讖緯、天文、地理、色彩、農學、祭祀等等，無不與此相關，成為一套可以涵蓋天下一切的觀念型態。在漢代文獻《白虎通德論‧五行》中，我們大概可以看到這樣的搭配形式：[5]

表１　《白虎通論・五行》中的各種搭配

其中，方位與神獸搭配的部分與本文關係最大：東方神獸為青龍、南方為鳥（朱雀）、西方為白虎、北方為玄武，中方神獸卻未被記載。但查驗其他漢代文獻可得到不少相關資料，例如：《淮南子・天文》中也可見相關的排列，但將中方神獸列為「黃龍」或「勾陳」；[6]成書於東漢的《荊州占》中提到：「勾陳，天子大司馬，勾陳者，黃龍之位也」，[7]《史記・封禪書》中也有相似的記載。《禮記・曲禮》則提到：「行，前朱鳥而後玄武，左青龍而右白虎，招搖在上，急繕其怒」，鄭玄注：「招搖星在北斗杓端主指者」，孔穎達疏：「招搖，北斗七星也」[8]從天象來說，青龍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是四個方位，下方各轄有七個星宿，全部星座則可以環繞一周天，形成二十八宿。整個天空的中央，即是以北斗七星指出的北極：天極。《史記・天官書》開頭即提到：「中宮天極星，其一名者，太一常居也……」[9]可見，太一也是「五行」的中央；《吳子・治兵》中也有相似的論點。[10]因此，文獻中的「中央」神獸大概有黃龍（勾陳）、招搖（即北斗七星）、太一等說法。

那麼，這些題材是否能在漢代的圖像上找到應對？

二、四神與五方的組合圖像

早在新石器時代的河南濮陽西水坡墓葬中，即可看見以蚌殼排列的青龍、白虎方位搭配，中央為墓主人、其腳下有「北斗」蚌塑圖像。戰國時代曾侯乙墓出土的衣箱上有二十八宿，圍繞著中央巨大的「斗」字。[11]二十八宿名稱的周圍也按照應有的方位搭配，東方七宿旁繪龍、西方七宿旁繪虎，北方七宿下方側板上繪的是兩頭相對的鹿，是早期玄武的形象；而南方七宿下方側板則沒有繪製圖案。這兩幅圖像所表示的「中央」與上一段論述中的「北斗」相合，但可惜的是並沒有為我們提供相關的圖像。

圖1　河南濮陽西水坡的蚌塑圖像線繪

（濮陽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等，〈河南濮陽西水坡遺址發掘簡報〉，《文物》1988：3〔北京），頁1-6。

圖2　曾侯乙墓出土衣箱線繪圖

（湖北省博物館編，《曾侯乙墓》〔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80），頁356。)

四神作為漢代常用的圖像，不僅常各自獨立出現，也常見於三方或四方神獸互相搭配的例子。目前所發現的漢代墓葬中，互相搭配者至少有十例，[12]如河南永城芒碭山柿園漢墓、[13]西安交通大學西漢壁畫墓、[14]河南洛陽燒溝西漢壁畫墓、[15]山西平陸棗園村漢墓、[16]河南南陽百里奚路2014年出土的西漢漆棺、[17]河南洛陽尹屯新莽壁畫墓、[18]陝西定邊郝灘壁畫墓、[19]陝西靖邊渠樹壕東漢壁畫墓、[20]河南南陽麒麟崗畫像石墓、[21]山東沂南漢墓等。[22]為論述方便，本文將此類圖像分為二類：第一類大多位於墓室頂，有具體象徵天空與方位的星宿，容易從星宿圖像來判斷。與這類圖像所共出的圖像較為豐富，如流雲、白鶴、風神、雨師等。第二類則位置分布較廣，圖像簡單明瞭，以四神為主。[23]

第一類墓葬有西安交通大學西漢壁畫墓、山西平陸棗園村漢墓、河南洛陽尹屯新莽壁畫墓、陝西定邊郝灘壁畫墓、陝西靖邊渠樹壕東漢壁畫墓等。其中，西安交通大學西漢壁畫墓、洛陽尹屯新莽墓、陝西定邊郝灘壁畫墓與陝西靖邊渠樹壕東漢壁畫墓的星點間有連線，能辨識出星宿名稱；星宿相對位置大致正確，且表示四方位的青龍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等圖像位置都很清晰（定邊郝灘壁畫墓缺乏青龍星座，但是可從相關位置推知）。西安交大壁畫墓中央有流雲、日月與數隻仙鶴，部分圖像殘損。洛陽尹屯新莽墓墓室四坡有許多星宿，中央墓室頂也是流雲與日月。定邊郝灘壁畫墓的二十八宿圍繞著墓室頂，中央則是風伯、雨師圖像。靖邊渠樹壕東漢墓繪出十分完整的天頂：二十八宿在外，內圈包圍著風伯雨師、伏羲女媧、三台、北斗等各式天體，這幅可謂是目前發現的墓室壁畫中最完整的天象圖。這幾座壁畫墓的天象圖中，唯一星點並未連線的是山西平陸棗園村漢墓：此幅天象圖繪制風格較寫意，肆意揮灑的星點接近一般仰望星空的視覺效果，四周拱券可見青龍、白虎、玄武等圖像，藻井中央有流雲、日月與白鶴。 

圖3　以星宿為主、具有方位標示的壁畫墓

(西安交大西漢壁畫墓：陝西省考古研究所，西安交通大學編，《西安交通大學西漢壁畫墓》〔西安：西安交通大學出版社，1991〕，圖版1。）

圖4　以星宿為主、具有方位標示的壁畫墓

（山西平陸棗園村壁畫墓：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，〈山西平陸棗園村壁畫漢墓〉，《考古》，1959：9〔北京），頁462-463。

圖5　以星宿為主、具有方位標示的壁畫墓

（洛陽尹屯新莽壁畫墓：洛陽市第二文物工作隊，《洛陽尹屯新莽壁畫墓》，《考古學報》，2005：1〔北京〕，頁109-126,133-150；筆者製圖。）

圖6　以星宿為主、具有方位標示的壁畫墓
（陝西定邊郝灘壁畫墓，筆者線繪）

圖7　以星宿為主、具有方位標示的壁畫墓

（陝西靖邊渠樹壕東漢壁畫墓：段毅、武家璧，《靖邊渠樹壕東漢壁畫墓天文圖考釋》，《考古與文物》，2017：1〔西安〕，頁78-88。）

第二類圖像的相關墓葬有：繪於墓室頂的河南永城芒碭山柿園漢墓、繪於前後室間門額的洛陽燒溝西漢壁畫墓、河南南陽百里奚路出土的西漢漆棺、南陽麒麟崗畫像石墓前室頂畫像、山東沂南漢墓等。芒碭山柿園漢墓壁畫位於墓室頂，以巨龍為中心，四周有白虎、仙鶴、魚婦、流雲、靈芝等；構圖並未以四方安排為主，難以判斷中央圖像為何。洛陽燒溝西漢壁畫墓前後室間的門額空心磚上也有青龍、白虎、朱雀等圖像，下方並未繪出玄武；三方圖像中有一個力士型人物，《洛陽漢墓壁畫》一書中稱之為「方相氏」。南陽百里奚路的漆棺四面棺板繪有四神，頂板則繪陽鳥、蟾蜍。麒麟崗畫像石墓前室室頂上刻繪有南斗北斗、流雲、四神、伏羲女媧，最中央為一位頭戴三叉冠人物——太一。由於圖像清晰、構圖搭配得宜，因此這幅圖像中的「中央」圖像的研究成果也最豐富。山東沂南漢墓的四神則出於前室北壁中柱及兩側：中柱上方有朱雀、下方有玄武，兩側則各為青龍、白虎，如此搭配之下，中間頭戴弓箭、手持兵器、雙足持劍者則為五行之「中」。如此持武器者，一般多認為是傳說中發明兵器的「蚩尤」。[24]

圖8　以四神為主、具有方位標示的壁畫墓與畫像石墓

（河南永城芒碭山柿園漢墓：閻根齊主編，《芒碭山西漢梁王墓地》，〔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2001〕，彩版一。）

圖9　以四神為主、具有方位標示的壁畫墓與畫像石墓

（洛陽燒溝西漢壁畫墓：李京華，〈洛陽西漢壁畫墓發掘簡報〉，《考古學報》，1964：2〔北京〕，頁107-125。）

圖10　以四神為主、具有方位標示的壁畫墓與畫像石墓

（河南南陽麒麟崗畫像石墓：周到、李京華，〈唐河針織廠漢畫像石墓的發掘〉，《文物》，1973：6〔北京〕，頁26-40。）

圖11　以四神為主、具有方位標示的壁畫墓與畫像石墓

（山東沂南漢畫像石墓：山東省沂南漢墓博物館編，《山東沂南漢墓畫像石》〔濟南：齊魯書社，2001〕，頁22-23。筆者製圖。)

圖12　以四神為主、具有方位標示的壁畫墓與畫像石墓

（河南南陽西漢木槨墓漆棺：雅昌藝術網，https://news.artron.net/20150423/n734091.html）

        將以上的資料略作整理，可見以下表格：

表2　標示方向的出土文物與中央圖像

可見從圖像看來，可代表五行中央的圖像除了一般常見的流雲、白鶴、日月之外，較具體的有北斗、風伯、雨師、人物（神人）、蚩尤等。若依時代區分，則西漢時期以日月（包括陽鳥、蟾蜍）為主，東漢時期則以風伯、雨師較多。再回頭查看其他的圖像與文物資料，我們發現：這些圖像出現的頻率並不稀少，例如西漢汝陰侯墓所出土的二十八宿圓盤中出現的北斗七星、[25]山東武梁祠屋脊上的北斗七星、[26]河南南陽王莊漢畫像石墓的風伯雨師與白鶴（或稱鵠）、[27]河南南陽十里鋪漢畫像石墓的北斗七星等等。這些圖像也與四神圖像一樣，經常出現在漢畫之中。

圖13　五行之「中」的圖像

 （西漢汝陰侯墓式盤：石雲里等，〈西漢夏侯灶墓出土天文儀器新探〉，《自然科學史研究》，2012：1〔北京〕，頁1-13。）

圖14　五行之「中」的圖像

（山東武梁祠的北斗七星：中國畫像石全集編委會編、蔣英炬主編：《中國美術分類全集・中國畫像石全集1 ：山東漢畫像石》〔濟南：山東美術出版社、鄭州：河南美術出版社，2000〕，圖版七三。）

圖15　五行之「中」的圖像

（河南南陽王莊漢墓的風伯、雨師與白鶴：中國畫像石全集編委會編、王建中主編：《中國美術分類全集・中國畫像石全集6 ：河南漢畫像石》〔濟南：山東美術出版社、鄭州：河南美術出版社，2000〕，圖版一五五～一五八。）

圖16　五行之「中」的圖像

（南陽十里鋪漢墓的北斗七星：中國畫像石全集編委會編、王建中主編：《中國美術分類全集・中國畫像石全集6：河南漢畫像石》〔濟南：山東美術出版社、鄭州：河南美術出版社，2000〕，圖版一九六、一九七。）

辨識出這些圖像之後，以下我們將更進一步考察傳世與出土文獻，以理解其作用與關聯性，進而辨析是否仍有其他圖像與以上圖像有關。

三、四神、五方與出行圖的結構

東漢蔡邕《祖餞祝文》中提到四神與其他配組神獸（圖像）的作用：

今歲淑月，日吉時良。爽應孔加，君當遷行。神龜吉兆，林氣煌煌。蓍卦利貞，天見三光。鸞鳴雍雍，四牡彭彭。君既升輿，道路開張。風伯雨師，灑道中央。陽燧求福，蚩尤避兵。倉龍夾轂，白虎扶行。朱雀道引，玄武作侶。句陳居中，厭伏四方。往臨邦國，長樂無疆。[28]

      「祖」、「餞」是一種古代出行的路祭儀式，主要用意即求得出行平順、吉祥；不僅軍隊、生人出行可用，喪葬出行也經常先做此祭儀。從蔡邕的祝文中，我們可以看到明確描寫著四方神靈護衛，出行者有風伯、雨師灑道、陽燧祈福、蚩尤護衛，亦有句陳陪行作為厭勝隊伍的中心。在其他出行如《吳子・治兵》以及前段以提到的《禮記・曲禮》中都可以見到相似的組合。若將《淮南子・天文》、《史記・封禪書》、《禮記・曲禮》及《祖餞祝文》等文獻資料依次序安排，可以看到如圖17的一列行徑隊伍，與馬王堆出土的《太一祝》（又稱「太一將行」）有許多的關聯性。

圖17　文獻中的出行護佑隊伍（筆者製圖）

圖18　馬王堆出土《太一祝》帛畫

（來國龍：〈馬王堆〈太一祝圖〉考〉，《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研究》，1〔杭州，2014〕，頁1-27。）

根據來國龍先生的研究與推測，馬王堆出土的《太一祝》帛畫共有三段，分別內容為總題記、對太一、雨師與雷公的題記、對武弟子與虒裘的題記（部分殘損），以及對黃龍及青龍的題記，以下為各段內容：[29]

太一祝曰：某今日且〔行？〕，神（？）〼將（？）承弓，禹先行。赤包白包，莫敢我鄉（嚮）。百兵莫敢我〔傷〕。〼狂謂不誠，北斗為正。即左右唾，逕行毋顧。

太一將行，何（荷？）日，神從之〼

雨師：光風雨電，〼從者死，當（者有咎），左弇其右囗囗

雷〔公〕〼

武弟子：百刃毋敢起，獨行莫〼

我（？）囗，百兵毋童（動）〼禁

我虒裘，弓矢毋敢來

黃龍持鑪

青龍奉容（鎔）

文中出現的「虒裘」即為「蚩尤」。從以上看來，本篇《太一祝》的出行隊伍即有太一、雨師、雷公、蚩尤、黃龍、青龍等，除了青龍外，與表2和圖17排出《祖餞祝文》出行隊伍的中列十分接近。再更進一步探究其差異，《呂氏春秋・孟秋紀・蕩兵》：「人曰『蚩尤作兵』，蚩尤非作兵也，利其械矣」，[30]民間傳說中，也將蚩尤作為兵器之神，故可知表2中持兵器、孔武有力者（即河南洛陽燒溝西漢壁畫墓、山東臨沂漢畫像石墓等圖像中央的人物）為蚩尤。根據前述的孫機、王煜、郭靜云等老師的研究，太一為天地信仰中最高神祇，故頭戴三叉冠者（即河南南陽麒麟崗漢畫像石墓者）為太一。

事實上，不論是蚩尤、風伯、雷公、雨師或是太一，都是這列出行隊伍中的一員。且經排比之後，我們又可以在其他漢畫中找到相關圖像：例如山東長清孝堂山祠堂、山東臨沂、江蘇徐州銅山洪樓等出土的雷公圖像（圖19至圖22），以及山東嘉祥、鄒城的風神與臨沂的蚩尤等（圖23至圖26），這些都屬於五行之「中」的圖像。這幾幅圖像雖然並未和四神共同出現，但在題材上或與其餘文本中四神環繞的「出行圖」具有相同的作用，或具有戰鬥、護衛的效果。事實上，在其餘畫像石與壁畫中，四神也並不一定總是以組合狀態出現。這也即是五行之「中」的圖像難以被辨識出來的原因。

圖19　長清孝堂山祠堂雷公圖像

（中國畫像石全集編委會編、蔣英炬主編：《中國美術分類全集・中國畫像石全集1 ：山東漢畫像石》〔濟南：山東美術出版社、鄭州：河南美術出版社，2000〕，圖版四二。）

圖20　山東臨沂雷公圖像

（中國畫像石全集編委會編、焦德森主編：《中國美術分類全集・中國畫像石全集3：山東漢畫像石》〔濟南：山東美術出版社、鄭州：河南美術出版社，2000〕，圖版六九。）

圖21　江蘇徐州銅山洪樓村雷公圖像

（中國畫像石全集編委會編、湯池主編，《中國美術分類全集・中國畫像石全集4：江蘇、安徽、浙江漢畫像石》（濟南：山東美術出版社、鄭州：河南美術出版社，2000〕，圖版四一。）

圖22　江蘇銅山東漢墓雷公圖像

（王德慶，〈江蘇銅山東漢墓清理簡報〉，《考古通訊》，1957：4〔北京〕，頁33-38，圖版14-2。）

圖23　山東鄒城風伯與蚩尤

（王德慶，〈江蘇銅山東漢墓清理簡報〉，《考古通訊》，1957：4〔北京〕，頁33-38，圖版14-2。）

圖24　山東嘉祥五老窪風伯與蚩尤

（中國畫像石全集編委會編、賴非主編：《中國美術分類全集：中國畫像石全集2 山東漢畫像石》（濟南：山東美術出版社、鄭州：河南美術出版社，2000），圖版一三八。）

圖25　山東嘉祥五老窪風伯與蚩尤

（中國畫像石全集編委會編、賴非主編：《中國美術分類全集：中國畫像石全集2 山東漢畫像石》（濟南：山東美術出版社、鄭州：河南美術出版社，2000），圖版一四〇。）

圖26　山東臨沂出土蚩尤

（中國畫像石全集編委會編、焦德森主編：《中國美術分類全集：中國畫像石全集3 山東漢畫像石》（濟南：山東美術出版社、鄭州：河南美術出版社，2000），圖版三〇。）

四、五行圖像在墓葬中的意義與圖像後續發展

漢畫中各類圖像與母題常因出現在不同的脈絡（context）中而有不同的搭配方式與含意。前文中所提到的風神、雨師、蚩尤等，雖與四神圖像一樣能單獨出現，但一經搭配組合，即具有《祖餞祝文》中所提到護衛出行的用意，不僅可以用於生人出行，在亟需追求吉祥、辟除妖鬼的喪葬儀式中更為重要。四神的圖像意義已十分明瞭，關於「中方」的「太一」也有許多學者專文研究，而關於北斗、蚩尤、風伯、雨師、雷公等，沈睿文師曾提出漢代畫像石中有一組「天帝（或稱北帝、太一）出行」的圖像。這組圖像由四神、祥瑞、迎謁、跪拜以及雷神、風伯、雨師、河伯等所組成。道教經典《雷說》中曾提到：「雷城高八十一丈，列一十二門，並隨天罡所指。天罡河魁，是為檄雷召霆之司。三五者，斗之妙用。……雷即斗，斗即雷。」張埜愚《天罡說》：「三清上聖雷霆之祖，十級高真雷霆之本也。昊天玉帝統天元為萬化所始，號令雷霆也。」宋代著名道士薩守堅稱：得雷法者可「驅雷役電，禱雨祈晴，治祟降魔，禳蝗蕩癘，煉度幽魂」。[31]關於此組五行圖像所護佑的對象，文獻中雖指出是「太一」，但來國龍教授認為也可以是一個由神靈附體與庇佑、即將出行的凡人。見於墓葬的環境中，或許也可以更進一步理解為墓主人死後魂魄升天的過程。可見，在墓葬中繪制這組五行具備的「太一出行」圖，主要祈願能保佑墓主靈魂順利升天、不受妖魔鬼怪侵擾；而這套組合即是後來墓葬中神煞俑的源頭。

作為墓葬中最重要的墓主出行（升天）圖，此類圖像在漢畫衰弱之後依舊沈潛在文化之中。以致魏晉南北朝中原亂、簪纓散之時，偏遠的遼東、河西地區墓葬藝術中仍常見到。在北魏墓室壁畫重登喪葬藝術舞台之際，這五行圖像仍舊曆久不衰，其中的「中」仍然以天象圖的模式出現，搭配著風伯、雨師、蚩尤（畏獸）等圖像繼續著護衛墓主靈魂升、辟邪的重要任務。這些圖像，在日後的敦煌莫高窟、洛陽北魏元乂墓、太原北齊婁睿墓等北朝壁畫墓中都仍可見。

【後記】

本文寫作前曾以演講方式與中正大學歷史系郭靜云教授、成功大學國文系黃聖松教授，中興大學歷史系游逸飛教授等討論，寫作與修改過程中得到本刊匿名審稿老師與編委會的指導與幫助，在此謹致謝忱。

---

[1]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考古系博士、國立台南藝術大學藝術史係博士後研究員

[2]已有多位學者論證此為「太一」。如孫機，〈五兵佩〉，收錄於氏著：《仰觀集》（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2012），頁192-193、197。已論證此為「太一」。詳見王煜，〈漢代太一信仰的圖像考古〉，《中國社會科學》2014：3（北京），頁181-209。中正大學郭靜云教授，在《天神與天地之道：巫覡信仰與傳統思想淵源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6）中也對古代頭戴三叉冠的神人有所整理與研究。

[3]艾蘭、汪濤、范毓周主編，《中國古代思維模式與陰陽五行說探源》（南京：江蘇古籍出版社，1998）；李零，〈從占卜分法的數字化看陰陽五行說的起源》，收錄於氏著：《中國方術續考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0），頁62-72。

[4]李零，〈從占卜方法的數字化看陰陽五行說的起源》，頁62-72。

[5]本表繪製所據資料，請參陳立撰，吳則虞點校，《白虎通疏證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2），頁166-198。

[6]《淮南子・天文訓》曰：「何謂五星？東方，木也，其帝太皞，其佐句芒，執規而治春；其神為歲星，其獸蒼龍，其音角，其日甲乙。南方，火也，其帝炎帝，其佐朱明，執衡而治夏；其神為熒惑，其獸朱鳥，其音徵，其日丙丁。中央，土也，其帝黃帝，其佐後土，執繩而制四方；其神為鎮星，其獸黃龍，其音宮，其日戊己。西方，金也，其帝少昊，其佐蓐收，執矩而治秋；其神為太白，其獸白虎，其音商，其日庚辛。北方，水也，其帝顓頊，其佐玄冥，執權而治冬；其神為辰星，其獸玄武，其音羽，其日壬癸。……太陰在寅，朱鳥在卯，勾陳在子，玄武在戌，白虎在酉，蒼龍在辰。」詳見劉文典撰，馮逸、喬華點校，《淮南鴻烈集解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9），卷3，〈天文訓〉，頁79-129。

[7]《開元占經》引《荊州占》曰：「鉤陳，天子大司馬。又占曰：鉤陳者，黃龍之位也。」見瞿曇悉達，《開元占經》，卷67，〈北極鉤陳星占六十〉，收入《景印文淵閣欽定四庫全書》，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3；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），第807冊，頁174。

[8]詳見姜義華注譯、黃俊郎校閱，《新譯禮記讀本》（臺北：三民書局，1997），上冊，第一〈曲禮上〉，頁36。

[9]《史記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4），卷27，〈天官書〉第五，頁1289。

[10]〈吳子・治兵〉曰：「龍頭者，大山之端，必左青龍，右白虎，前朱雀，後玄武，招搖在上，從事於下。」見吳起著，王雲路注譯，《新譯吳子讀本》（臺北：三民書局，2015），〈治兵〉，頁56-57。

[11]筆者按：根據出土報告所言，此衣箱（報告編號E.66）蓋頂上方中央的文字是「斗」字。參湖北省博物館，《曾侯乙墓》（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89），頁354。劉信芳等則以李零所提北斗由土、斗構成的說法為基礎，進一步主張衣箱蓋頂中央是「土」、「斗」二字。參劉信芳、蘇莉，〈曾侯乙墓衣箱上的宇宙圖式〉，《考古與文物》，2011:2（西安），頁50-51。此觀點感謝編委會告知。

[12]按黃佩賢《漢代墓室壁畫研究》（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2008）中已計有漢代壁畫墓六十餘座，近年又有許多新發現，故總數已超過七十座；畫像石墓的數量更為豐富。然考量到漢代墓葬藝術因時空因素而產生不同的風格，題材龐雜、搭配方式多樣，且許多墓葬或有殘損、畫像石也有單塊出土的情形，較難做量化統計，故在此僅以整體圖像脈絡較為完整的十座墓葬為例。

[13]河南省文物研究所，《永城西漢梁國王陵與寢園》（鄭州：中州古籍出版社，1996）。

[14]陝西省考古研究所、西安交通大學，《西安交通大學西漢壁畫墓》（西安：西安交通大學出版社，1991）。

[15]李京華，〈洛陽西漢壁畫墓發掘簡報〉，《考古學報》，1964：2（北京），頁107-125。

[16]山西省文物館理委員會，〈山西平陸棗園村壁畫漢墓〉，《考古》，1959：9（北京），頁462-463。

[17]王鳳劍、翟京襄，〈河南南陽百里溪路西漢墓〉，收錄於國家文物局編，《2014年中國重要考古發現》（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2015），頁76-79。

[18]洛陽市第二文物工作隊，〈宜陽縣尹屯新莽壁畫墓〉，收錄於中國考古學會編，《中國考古學年鑒（2004）》（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2004），頁262-263。

[19]陝西省考古研究所，榆林市文物管理委員會，〈陝西定邊縣郝灘發現東漢壁畫墓〉，《文物》，2004：5（北京），頁20-21。

[20]陝西省考古研究院、靖邊縣文物管理辦，〈陝西靖邊縣楊橋畔渠樹壕東漢壁畫墓發掘簡報〉，《考古與文物》，2017：1（西安），頁3-31。段毅、武家璧，《靖邊渠樹壕東漢壁畫墓天文圖考釋》，《考古與文物》，2017：1（西安），頁78-88。

[21]黃雅峰主編，《南陽麒麟崗漢畫像石墓》（西安：三秦出版社，2008）。

[22]曾昭燏等，《沂南古畫像石墓發掘報告》（北京：文化部文物管理局，1956）。

[23]天象、四神圖以及各類仙人、神獸是漢代墓室頂常用的裝飾題材，這可能與當時的升仙思想以及宇宙觀（也包括方位）有關，但必須指出的是：出現在墓室頂的裝飾並不只有以上幾種。蓮花、藻井等題材也很常見。此觀點特別感謝邢義田老師多年前的賜教，邢老師指出《論衡・謝短》所見「牆壁書畫厭火丈夫」、以及《風俗通譯・佚文》所載「殿堂宮室，象東井形，刻作荷菱，荷菱，水物也，所以厭火」，其中可能包含了厭勝、防火的意義。

[24]潘攀，《漢代神獸圖像研究》（北京：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博士論文，2016），頁278-281。

[25]嚴敦傑，〈關於西漢初期的式盤和占盤〉，《考古》，1978：12（北京），頁334-343。劉金沂，〈從圓到渾—漢初二十八宿圓盤的啓示〉，收錄於中國天文學史文集編輯組編，《中國天文學史文集》，3（北京：科學出版社，1984），頁205-213；王健民、劉金沂，〈西漢汝陰侯墓出土圓盤上二十八宿古距度的研究〉，收錄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：《中國古代天文文物論集》（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88），頁59-68；石雲里等，〈西漢夏侯灶墓出土天文儀器新探〉，《自然科學史研究》，2012：1（北京），頁1-13。

[26]蔣英炬、吳文祺，《漢代武氏墓群石刻研究（修訂本）》（北京：人民美術出版社，2014）。

[27]南陽市博物館，〈南陽市王莊漢畫像石墓〉，《中原文物》，1985:3（鄭州），頁26-35。

[28]見蔡邕，《蔡中郎集・外集》，卷1〈祖餞祝文〉，收入《四部備要・集部》（臺北：中華書局，1981：據海原閣校勘本校勘），第67冊，頁122。

[29]來國龍，〈馬王堆〈太一祝圖〉考〉，收入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研究中心編，《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研究》，1（杭州：浙江大學出版社，2014），頁1-27。

[30]呂不韋編，高誘注，朱永嘉、蕭木注譯，黃志民校閱，《新譯呂氏春秋》（臺北：三民書局，2012），上冊，卷7，〈孟秋紀・蕩兵〉，頁217。

[31]以上相關研究請見沈睿文，〈唐宋墓葬神煞考源—中國古代墓葬太一出行系列研究之三〉，《唐研究》，18（中古中國的信仰與社會研究專號）（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12），頁201-224。

       *原文发表于《早期中国史研究》第十卷 第一期（2018年6月），部分内容有删减。如欲参考、引用，请参阅原文。

---

         往期回顾：

识别二维码关注

▼